内容简介：一线经济学家看改革，有理有据有故事。本书罕见地从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队伍内部的视角出发，描绘改革历经的各种探索和博弈，揭示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历程，刻画了一群积极推动改革的经济学家的活跃身影。

以事件为线索，突出改革重点，让读者用短时间了解改革核心。本书以莫干山会议关于价格双轨制的论战、巴山会议启蒙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始末、国有企业承包及地方试验等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为核心，铺展论述，重返历史现场，再现了激荡的改革时代激动人心的众多关键时刻，使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方式直面改革现场，把握改革关键点。

一本书讲清楚改革的来龙去脉。本书追溯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源，详细梳理了从价格双轨制的讨论到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重要改革经验，以极具现场感的方式完成了对中国改革的有力回顾，在动态的历史变动过程中，呈现了改革的痛点、难点和实践经验，提供了一幅难得的经济改革纵览图。

40年多来，中国经济所经历的巨变包含了太多引人入胜的故事。本书以一位经济学家的视角，回顾了农业改革、价格改革论战、通货膨胀辩论、深圳特区建立始末、浦东开发开放等诸多影响深远的事件，带领读者重返精彩纷呈的改革现场，细述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历程。同时，本书描绘了一群积极参与、推动改革的经济学者和政府官员的活跃身影，通过人物与事件的相互关联，展现了改革未曾被清晰揭示过的来龙去脉。

【作者简介】

张军，经济学家，在当代中国经济研究领域成果卓著。在包括China Economic Review、The World Economy、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Economic Systems、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以及《经济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过上百篇研究中国经济的论文。近年来出版了《改革、转型与增长：观察与解释》（当代中国经济学家文库·张军卷）（2010）、《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2010）、《张军自选集》（2013）、Unfinished Reforms in the Chinese Economy(2013)、《中国经济再廿年》（2014）、《登顶比赛：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机制》（2016）、End of Hyper-Growth in China?(2016)等著作。

2015年10月因在中国过渡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贡献荣获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2015年起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兼任上海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特邀咨询研究员等，同时是Economic Systems、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Journal of Pro-Poor Growth、China Economic Journal以及《经济研究》等几十种学术期刊的编委。

【目录】

修订版前言
代序 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

第一章 自下而上的农业改革
农业集体化
安徽样本
推广农业改革
80年代的农业增长

第二章 莫干山上论战价格改革
莫干山会议
双轨价格的经验
关于双轨制的争论与“配套改革”动议
价格双轨制：是奇迹还是神话

第三章 巴山轮会议
“巴山轮会议”上的经济学家
1985年的通胀辩论
“巴山轮会议”的七大论题
中国经验的理论贡献

第四章 特区试验场
试验改革的回声
成立特区的过程
设立经济特区的政治经济学
特区的制度试验
特区为什么会遭遇经济学家的批评
特区与沿海开放战略：空间经济学的视角
特区的使命

第五章 分权与增长
向地方分权有多重要
分权的政治
1978 年以后的财政分权
分权财政告诉了我们什么

第六章 重建金融
重建银行
非银行金融机构
外资银行
金融市场
民间借贷市场
中国金融体制的特征
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
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熊彼特可能错了吗
小结

第七章 一场错了再试的改革
“试错”的开始
再试再错的改革：承包国有企业
京伦会议
改制
地方试验
杂交的制度：新国企的出现
试错的遗产：“央企”的形成
我的工业研究

第八章 浦东开发
开发浦东的缘起
早期的特惠政策和浦东的组织架构
土地批租在上海的起源
如何破译马克思的地租理论？

附录 激情岁月
后记

【序】

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过去30多年来为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经验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中国的改革经验被概括为已有经济学理论的实验室，也被认为可以成功拓展现有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范围，可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都是基于对改革结果的观察，而对那些为推动改革做出贡献的主要人物和事件没有给予同等的关注。在改革经历40年后的今天，对于那些需要更深入理解中国改革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缺憾。

不可否认，中国的改革过程和推动改革的社会力量的形成无疑是中国在改革之初所具有的制度遗产及政治条件的产物。不了解这个背景和初始条件，我们无法知道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是渐进的、增量式的和分步走的，为什么中国在改革中总是形成双轨体制，并且可以做到“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正是这些制度遗产和政治条件使中国在改革方式和对改革方案的选择上变得不那么激进。

一旦我们把视野转入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投入”侧而不是“产出”侧，你立刻就会发现中国改革的精彩之处在于改革如何从党内的思想斗争和政治较量中形成主流；在于改革如何在关键时候由政治领导人的智慧与眼光所推动；在于改革成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过程；在于改革成为能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的社会过程；在于改革是一个基于局部经验推广和试错法的社会实验；更在于改革成为一个关于技术和制度的学习与扩散过程。

【精彩书摘】

1988年以来，在亚洲只有中国香港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而投资于亚洲其他资本市场的平均所得还不敌在美国银行里的存款利率。而1993年以来的12年里，四个新兴亚洲资本市场（包括中国、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股市实际上已经摧毁了投资者的资本。只有中国香港和印度的资本市场获得了超过美元存款利率的收益率。在19932004年的12年时间里，在亚洲资本市场最初投资的1美元变成了73美分，而同期在英国则变成了2。13美元，在美国为2。51美元，在拉美为2。5美元，在东欧和中东则变为3。85美元。这的确与这些经济的GDP增长率不相称，中国15年来维持了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但自192年以来证券市场的指数却几乎下跌了2/3 这是一个“亚洲之谜，更是亚洲现象。在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繁荣的关系上，通常的理解是两者高度正相关。亚洲高速增长的经济本应为证券投资者提供巨大的贏利空间。可是，真正发生的情况并非如此。

994年的分税制解决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激励兼容问题，这在三个层面上保证了两者目标的一致性：首先，在税收的征收方面。由于国税局的设立，中央政府不再从地方政府的收入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自身的财政收入，因而在税收的征收方面，地方政府没有激励隐瞒税收，并且由于财政收入的主体是共享税种，中央和地方具有类似的税基，这样地方政府在扩大税基的同时也有利于中央政府，因而分税制保证了两者都会最大化税基。其次，以增值税作为分享的主体是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地方政府越是将重点放在发展经济上，这部分的税收也会增长得更快，因而这可以间接用来衡量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各地方政府都将有限的财政收入用来改善基础设施，以此来吸引投资和扩大对外贸易，同时扩大了增值税的税基，这也是为何近年来投资的增速和财政收入的增速要大于GDP增速的原因，因而增值税作为分享的主体保证了地方政府会将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最后，分税制保证了改革的顺利推行。按照分税制的设计，中央政府的收入会越来越多。早在分税制的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就远远超过其支出，因而有相当大的部分可以用来操作，既可以用来直接投资，又可以作为对地方的一种奖励。1994年的税收返还（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占据当年转移支付的70%，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央对地方执行分税制的一种妥协，但由于这部分的增长速度要小于财政收入的增速，因而即使是妥协，这部分也会越来越小，另外的大部分将可以由中央政府来自由支配，这时候的转移支付完全可以被用来作为对地方的一种肯定，或是对因推行改革而造成损失的省份的一种补偿，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央庞大的财政实力保证了自上而下的改革的顺利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