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本书从中西比较的视野，探索了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历史及当代演变，并以“制内市场”的总体框架来揭示中国的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本书提出，“制内市场”是一种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不断演进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市场并非自主的、自我调节型的秩序，而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秩序的组成部分，服从于国家治理的规制。具体体现为一个三层市场共存的等级制的结构：底层的自由市场经济，顶层的国家资本，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相互作用的中间地带。作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全球化，中国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内部平衡不但关系中国自身未来的前景，也可能会对世界各地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作者简介】

郑永年，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席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士、硕士，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外部关系研究。已经出版英文学术专著9部，包括《技术赋权》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世界科技书局）、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等。主编中文学术著作数十部，包括《中国模式》《保卫社会》《大趋势：中国下一步》和《贸易与理性》等。

黄彦杰，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暨东亚系博士候选人，本科与硕士研究生分别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2008）与历史系（2015），曾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目录】

导论
中国和市场经济
中国和资本主义
中国及其当代经济奇迹
研究计划和主要观点
本书的结构

▍第一部分 理论

第一章 市场、国家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

西方的国家与市场
市场体制和资本主义
市场体制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
现代工业资本主义
凯恩斯主义
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型国家理论与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
结语

第二章 制内市场：一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中国的国家和经济
帝制时期中国国家和经济的话语论述
“两种市场”概念
中国的市场和市场体制
结语

▍第二部分 历史

第三章 帝制中国的国家和市场

帝制国家、家庭和市场
帝制时期政治经济的常态与非常态
自治和统治
帝国经济秩序的再造
结语：帝制经济秩序的理想与现实

第四章 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的起源：地缘政治、大众动员和国家构建

地缘政治、国家构建与现代中国政治经济
晚清的危机与地方改革：1840—1895年
晚清“新政”的国家构建实验及其后继者：1895—1927年
党国的崛起与南京政府的10年：1920—1937年
全面抗日战争和动员经济的年代：1937—1953年
冷战时期动员经济的转型：1953—1979年结语：当代“制内市场”经济体制的起源

▍第三部分 当代机制

第五章 基层资本和市场化：当代市场改革的动力

当代市场化
从边缘成长起来的市场：1978—1994年
全面市场化：1994年以来国家主导的市场改革
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及其限度

第六章 中间地带：国家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纽带

当代私营企业的来源
伙伴关系模式：作为先行者的私营企业
国家代理模式：国家作为主导行为者
国家吸纳与主导的机制
结语

第七章 货币体制：财政和货币改革及其限度

货币化：改革和结构变革
打造一个新的宏观经济结构
1994年后的地方金融与现金纽带
结语：货币在“制内市场”体制和中国社会中的媒介作用

第八章 国有资本：央企和经济主导

“家庭自留地”理论和国有部门
国有企业改革
央企的扩张
作为财政体制的央企
作为政治行为者的央企
作为经济行为者的央企
央企的监管困境
结语：国有企业与国家主导的动力

总结

“制内市场”的社会后果
“制内市场”与中国政治体制
全球背景下的“制内市场”体制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导论】

本研究试图重新思考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前提。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被西方严重误解，并且这种误解在中西方的学者和决策者当中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困惑与冲突。因此，对一些概念进行彻底的重构，将有助于澄清对中国的看法和误解，从而促进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和决策。

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考察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概念化。虽然我们常常论及中国的历史经验，但主要关注的是当代中国。在方法论上，我们对问题的研究采取了实证的方法，即探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如何演变的，现在又是如何运作的。

【精彩书摘】

当采用基于非中国经验的概念和理论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时，人们肯定会认为中国是异常的。仅仅聚焦于政府政策，很难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概念化。不对称均衡：国家对于市场的主导才是常态规则——制内市场。邓小平：由于市场是唯一能够解放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工具或手段，因此资本主意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经济体都是具有不同程度的自由市场和计划经济特征的混合型经济体。即便是政府的运走也必须遵循市场原则，因为政府的运作有赖于直接税，并且政府需要与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集团讨价还价来制定政策。场内国家（state in market） 虽然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市场化，但它并未朝着西方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发展，也不会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西方的市场体制是西方历史的独特产物，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轻易重复这样的历史，其他地方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体制。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被定义为国家主导市场的权力关系，这些关系处于不对称、不均衡的状态。中国市场的三个层次：草根层、中间层和国家层。地缘政治、国家建设和政治经济体制之间的互动，贯穿于中国整个近现代时期，从晚清延续到民国，再到改革开放之前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国家和市场之间的中间层建立各种政治经济混合体的过程。

西方的“场内国家”模式往往允许资本成为控制或规避国家主权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在当前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对于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发展型国家来说，同样重要的是根据利益一致的原则，将国家和市场行为者绑定在一起的制度安排，以便使市场行为者在全球舞台上得到国家的充分支持。“制内市场”体制赋予国家对国内市场行为者的绝对主权，国家拥有必要的资源和机制，使市场成为一种工具而非意识形态权威和政治原则的来源。虽然该模式有利于挖掘市场在调动资源方面的潜力，但在建立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方面却不那么成功。在金钱和权力的这个等式中，社会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