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论坛 | 陈超:“一带一路”与跨境投资新格局

2019-01-08 15:25:51  来源:绿盟   作者:陈超

2018年12月16日,由绿法(国际)联盟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与法律规制高峰论坛暨全国保险行业、央企上市公司法律健康指数报告发布会在京成功举行。论坛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作为顾问单位,新浪财经提供独家媒体支持,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提供专业支持。来自经济、金融、法律、投资、保险、证券、工程、医疗等十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代表、有关部门代表、企业代表、行业协会代表、媒体代表出席论坛。国家信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客座研究员陈超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陈超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机遇与挑战并存。“一带一路”建设为跨境投资创造三方面的机遇。一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大量的投资需求。尤其是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领域,此外自贸区与产业园区投资、能源、资源、农业等领域的产业投资与合作都逐步发展壮大。二是“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三是“一带一路”建设为推进跨境投资搭建了重要平台。绿法联盟研究院对陈超先生关于“一带一路”建设与跨境投资在新时代下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格局的演讲内容进行整理发布。


以下为演讲全文。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

从全球格局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覆盖60多个国家,包括亚洲、中东欧、西亚、北非等区域。这些国家从GDP来说,占全世界总量的50%以上,从人口来说,占到世界人口的70%。尤其过去十多年来,新兴市场国家迅速融入全球产业链和全球贸易,对全球经济贡献日益增大。以2017年数据为例,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贡献超过50%。

一方面,我们看到在2000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水平显著高于发达市场,平均水平达到5%左右,而发达经济体中位数在2%左右的水平。因此,对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我们必须要关注周围“一带一路”的新兴经济体。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逐步抬头,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情绪不断高涨。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都是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体,高度依赖发达市场需求。过去100年间,全球化经历三次大的浪潮。每一次浪潮都给新兴经济体经济带来质的飞跃。但每一次逆全球化的出现,也导致许多新兴经济体增长受挫,甚至出现经济危机。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当中最具有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我们自然而然提出希望通过“一带一路”的倡议,加强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共同致力未来发展。

2013年,我国首次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发达国家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抬头背景下,捍卫全球化的伟大举措,开启和引领了全球化的新征程。这既是中国应对周边复杂的地缘政治,致力营造和平发展外部环境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面临能源结构“富煤、贫油、少气”与能源需求不断攀升的现实,力图突破能源瓶颈的必要举措,这还是中国调整产业结构,消化优势富余产能的的解决之道。

二、“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一带一路”建设机遇与挑战并存。首先,“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了新兴市场内部联动,创造了新的增长点。从全球贸易结构看,一直以来是发达市场与发达市场的贸易、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的贸易为主。但从2012年开始,新兴和新兴之间的贸易已开始加速追赶,新兴经济体之间联动日益紧密。特别是中国,从多个维度看,中国的基础设施和物流水平在新兴经济体中处于领先地位,甚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具有贸易的良好基础。其次,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许多“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位于中国的“经济生命线”,中国的石油运输、能源安全需要和平的大环境。同时,我们也希望平衡海上的潜在风险,进一步加强对陆路的依赖。中哈石油管线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和中缅油气管道建设等等,都有地缘政治、能源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第三,“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应当说,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家,具有货币政策上的天然自主权,并通过美元的国际化,获得全球的“铸币税”。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逐步开启宽松货币政策之后,全球货币都出现较大程度贬值。应对这一冲击,人民币国际化也逐步提上议事日程。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我们和周边国家大宗商品交易、货物贸易等等都逐步推行人民币结算。特别是今年以来,我们推出人民币原油期货,进一步深化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机遇。

与此同时,我们不可忽视的是,“一带一路”建设仍面临不少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来自于政治风险。许多“一带一路”新兴国家政治体制不稳,政府信用比较弱,汇率风险巨大。过去五年来,俄罗斯、土耳其、阿根廷、巴西等国家都出现货币的大幅贬值。许多投资项目以本币核算,可能还能赢利,但折算成美元则可能大幅亏损。因此,管理政治风险、汇率风险是“一带一路”建设上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三、“一带一路”建设为跨境投资创造更多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为跨境投资创造三方面的机遇。一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大量的投资需求。尤其是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领域,此外自贸区与产业园区投资、能源、资源、农业等领域的产业投资与合作都逐步发展壮大。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从传统的EPC建设逐步向跨境投资延展。据统计,2016年-2030年期间,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其中,电力行业投资需求约14.7万亿美元,交通行业投资需求约8.4万亿美元,潜在需求巨大。

二是“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目前,中国在不少装备制造领域已具备国际竞争力,例如高铁、工程机械等领域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另一方面,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方面的产能优势显著,竞争力较高,形成所谓的优势富裕产能。但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中国制造业成本日益攀升,据统计,中国制造业的总体成本和美国已经不相上下,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等因素是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如果把中国和东南亚的劳动力成本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中国劳动力成本是印尼的5倍左右。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潜力大,成本和资源的优势也很明显。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许多企业通过绿地投资、跨境并购在新兴市场布局。例如南钢股份把生产线挪到印尼,亨通光电收购印尼光缆企业。

三是“一带一路”建设为推进跨境投资搭建了重要平台。“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强调开放原则,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内部发展战略,例如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等战略,都无缝对接与有机协同。尤其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里提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有效打通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障碍,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而且,通过政府间协作和峰会论坛推动基建互联合作,贸易和民心相通推动民间资本参与,并形成巨大的基础项目储备。据统计, “一带一路”累计项目储备行业分布统计,在能源电网建设、轨道建设、采矿、公路建设等领域都有不少的投资需求。“一带一路”建设有效地推进了跨境投资。

四、“一带一路”投资回报的特点

特点之一是东南亚、中东地区和东欧地区是“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回报最高的区域,但内部投资业绩有较大分化。跨境投资可分为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资本市场证券股权投资、银行融资、汇款等方面,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主要依赖于FDI。因此,我们可以重点观察FDI的投资回报。据统计,2012-2017年期间,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回报最高,几乎每年都超过10%的水平,此外一些中东欧转型经济体也有较高增长。具体来看,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禀赋和趋势各异。东南亚相对来说政局稳定,自然资源丰富,也是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最为密集的区域,回报显著高于其他区域。中东则受益于石油价格上涨,增长水平较高。西亚和北非投资波动大,主要原因是政局动荡。而中东欧地区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资本外流较显著,投资回报有所下降。

    特点之二是新兴市场投资回报的分化较为显著。由于“一带一路”的投资数据收集困难,我们采用新兴市场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表现作为替代指标,观察新兴市场的投资回报情况。从融资角度看,近五年来,新兴市场私募基金融资增速落在发达市场私募基金的后面。从投资角度看,据统计,2005年以来新兴市场私募基金回报的总体水平在10%,北美市场私募基金回报在12%左右。但新兴市场私募基金的投资业绩分化较大。市场上处于前四分之一分位的基金和处于后四分之一分位的基金年度业绩差距高达20%的差距。因此,新兴市场的投资选择和谁合作,怎么合作至关重要。

    特点之三是“一带一路”国家的分行业投资回报看,信息通讯、消费行业显著高于其他行业回报,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回报较低。据统计,2002-2016年区间,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基金净内部回报率为3.0%,中位数回报率为2.2%,而新兴市场PE和VC的净内部回报率分别高达9.2%和18.1%,新兴市场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在其他行业里,在信息通讯领域回报较高,消费行业的回报则比较稳定,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五、“一带一路”投资的区位战略选择

    从区域选择上,许多机构都尝试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筛选。我们尝试根据地理位置、投资回报、投资环境等方面进行筛查。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国家中,有18个国家在经济结构、市场规模、地理位置、优势产业是有比较明显优势。这18个国家可分两类:一是富裕经济体,二是潜在经济体。第一类主要包括新加坡、阿联酋、沙特、以色列等国家,其他则归属于潜在经济体。

    从筛选的方法论看,我们从两个层面评估,一是基本面,评估其市场规模潜力、劳动力储备、政策、基础设施水平。二是差异因子,反映其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主要考虑市场开放、金融条件、科技创新等因素。

    我们在18个国家里面进一步选择各项指标表现都较好的经济体,发现新加坡、以色列、马来西亚、印度和阿联酋在多项指标方面都比较突出。这些国家中,新加坡、以色列和阿联酋属于富裕经济体,新加坡是以服务贸易和金融业为主的经济体,市场规模和潜力不够大。这些国家都是出口强劲的经济体,投资重点可放在出口部门,出口部门具有较强竞争优势。另外,其逆差部门往往也是对外需求较强的部门,同样值得我们投资。潜在经济体中,马来西亚、印度都具有较大消费市场。马来西亚商业和投资环境、金融市场开放度和国际开放度都较高。印度规模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这些国家消费潜力大,投资重点是消费部门。此外,随着经济发展,专业化程度提升,一些生产部门慢慢形成竞争优势,也值得去关注。

六、“一带一路”投资的行业战略选择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布局上,我们认为可从“一多、一少”两条主线入手。“一多”是指中国的优势富余产能行业,和周边国家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的行业,包括钢铁、水泥等建筑相关行业、金融、跨境电商等。“一少”是指中国稀缺的资源所处的行业,包括能源、农业和旅游业等。

从“一多”的行业主线展开看,首先,现阶段不少与房地产、基建相关的产业,包括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都出现了产能富余的情形,行业也出现不少兼并重组、落后产能淘汰等结构调整,但即便是如此,这些行业产业富余的形势依旧严峻。但周边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不足、需求旺盛。这给优势富余产业的对外产能输出提供了发展的新空间。以中建材为例,我国水泥企业中建材公司产能为世界第一,同时在EPC(工程总承包)国际水泥市场占有率多年保持第一。公司于2014年建设完成位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附近的奇兹达斯水泥厂,成为整个高加索地区最大的水泥厂。投产后一年,阿塞拜疆进口水泥量大幅下降70%以上。不仅可满足阿塞拜疆本国的建设需求,还出口至其他国家。据报道,水泥厂每年可为阿节约水泥进口资金1.5亿美元,直接解决400人就业,并在相关产业创造2500个就业机会。

其次,从金融行业看,我国银行业已形成“20+X”竞争格局,国内竞争激烈、缺乏高收益投资机会。在国内银行业增速放缓、竞争加剧叠加利率市场化冲击的大背景下,银行开始着力开拓海外市场,努力向海外寻找收益率高的投资机会;同时,受益于综合化经营优势和政策支持,国有大行率先布局海外业务、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由于沿线国家政府财力有限、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发展相对缓慢,普遍存在较大资金缺口,中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可以投资于沿线回报较高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此外,我国第三方支付,尤其是移动支付是中国金融科技崛起中最引人注目的领域之一。由于规模效益高、市场需求大、技术实力好、龙头企业强,第三方支付行业也有激励、有能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加快布局,实现弯道超车,尤其是具备人口基数大、智能机普及率不断提高、传统信贷服务覆盖率低等诸多优势的东南也市场,已成为业内公认的最有潜力的新兴区域。

此外,中国电商“走出去”正逢其时。一方面,中国国内行业增速趋缓、技术已臻成熟。2017年中国网上零售渗透率达到了15%,远超美国13%的渗透率。电商行业的持续快速增长遇到了整体性瓶颈,亟待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空间。潜在增长动力之一是要填补海外电商的市场空白。以沿线重点国家为例,东南亚地区,印尼的电商渗透率仅为2.2%,马来西亚仅为1.4%、新加坡仅为4.5%、泰国仅为1.5%、越南仅为1.1%、菲律宾仅为0.9%。但这些电商渗透率如此之低的国家行业增长速度却都在20%左右,其中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增超过40%,这些都为电商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行业空白。潜在增长动力之二是通过电商平台促进跨境贸易。当前,中国电商已经意识到了国际业务中的机会与挑战,并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了布局。电商巨头布局海外业务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通过控股投资整合相关资源,直接在海外开展业务;二是建立新的全球购物平台,拓展现有客户的选购范围。在这两项核心内容的基础上,电商巨头还在周边布局了数据、支付等辅助系统,提升集团的协同效应。

再从另一条“一少”的主线展开来看,中国稀缺、“一带一路”国家丰富的资源包括能源、资源、农业以及旅游资源等。

从能源行业看,中国能源结构特征是“富煤、贫油、少气”。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第二大的能源消费国,但从能源结构来说,中国是煤炭资源大国,石油及天然气储量相对不足,这种资源禀赋结构决定了煤炭资源在中国当前经济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近年来国内高速发展及原油资源的匮乏,原油进口依赖度逐年攀升。从能源来源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资源储量丰富,中国能源进口区域选择更多。从运输通道来看,目前中国从非洲、中东、东南亚地区进口的油气资源,80%以上必经马六甲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线路单一。“一带一路”沿线的港口建设有望削弱马六甲海峡对中国石油进口的牵制:一方面,向中亚、俄罗斯、缅甸购买油气,可通过铁路、公路、管道等方式,运输范围内政局相对稳定,安全性高。随着俄罗斯、中亚、缅甸与中国合建的管道相继投产运行,中国已基本形成东北亚中俄原油管道-西北中哈油气管道-西南中缅油气管道的三角运输通道。

其次,中国农业总产值位居全球第一并持续保持增长态势,但中国农业的发展整体呈现“大而不强”的局面,一方面农业国际竞争力较差,另一方面部分农产品对外依存度高。纵观全球农业发达国家,典型国家有美国、法国和日本。大农场、规模化、机械化是美国农业的主要特点。法国呈现机械化和精细化管理的特点。日本采取精耕细作的小规模机械化家庭农场模式。现代农业的本质是“自然资源+科技”,中国农业发展面临人多地少的资源矛盾,或可以通过直接进口和租借土地,尝试“中国需求,全球满足”。中国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低,可凭借多年积累的资本实力加快资产收购和技术购买,发挥“中国资本,全球合作”。沿“一带一路”进行农业产业布局是多边互利共赢的极佳选择。沿线国家和地区,如俄罗斯、以色列、中东欧和东南亚,农业资源丰富,而且与中国农业产业有着强互补性。

此外,我国旅游业已进入大发展时期,中国旅游业对GDP的综合贡献达到10%。旅游经济规模大、增速快,是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中国连续四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消费国,对全球旅游收入贡献平均超过13%。在“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政策指引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旅游合作面临重大机遇。全世界72%以上的文化遗产集中于“一带一路”,四大文明、五大宗教诞生于“一带一路”,还包含全世界超过70%的民俗和68%的自然遗产,旅游总量占全球国际旅游总量的70%。一方面,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务实开展国际旅游合作,突出大国间旅游合作,深化与目的地国家的旅游合作,鼓励和支持旅游企业走出去发展,构建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环境,拓展旅游发展新空间。另一方面,发展旅游有助于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引导旅游产业与优质资源、优势资本的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