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疫情对线下服务业特别是餐饮、旅游、住宿、交通、娱乐等行业的冲击受到广泛关注。在认识新冠病毒疫情及其经济冲击并提出政策建议方面，经济学家的观点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这种状况不可避免会影响政策的选择。疫情冲击下的行业发展和应对政策，专家怎么看？绿盟研究院整理了几位经济学专家对此问题的看法，共同关注疫情冲击与应对之策。

余永定：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几点思考

1、疫情冲击主要是供给冲击

疫情冲击是供给冲击还是需求冲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你在决定经济政策的时候，要首先判断冲击的性质。

以武汉封城为标志，中国的供应链因人流、物流的中断而中断；中国生产活动急剧降温，在相当大范围内出现停顿。可以说，一年十二个月中的两个多月从日历上被抹掉了。尽管疫情发生之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尽管疫情发生后也存在需求不足问题，但就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而言，中国遭受的是供给冲击。世界上所有受疫情影响的国家遭受的也都是供给冲击，需求不足则是派生的。这一点一定要明确。

为什么要明确呢？因为对冲击性质的判断，决定了我们对应对冲击之策的选择。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分析框架出发，供给冲击意味着在总需求曲线（位置、形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近乎垂直的总供给曲线（因为是在短期）突然向左方移动，导致产出减少、物价上升。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意味着总需求曲线往右方移动。但左移的总供给曲线基本是垂直的，换言之，经济增长是受供给约束的。因而，总需求曲线的右移，不能抵消总供给曲线左移对产出的影响。而只能把价格提高。

在这次疫情之前，我认为经济增长运行在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之下，经济增长是受需求约束的，因而主张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有效需求。在经济受到需求约束时，我们可以假设总供给曲线斜率很小，甚至是水平的。总需求的增加将使产出明显增加，而不会对价格产生明显影响。

为什么说疫情冲击是供给冲击呢？总供给曲线的核心是生产函数Q=f（K、L）（或再加一个中间产品M作为自变量）。产出Q的增长，取决于K(资本存量)和L（劳动投入）的增长。由于疫情，工人没法正常上班，机器没有人去操作，整个生产就不能正常进行。在短期，在K和L之间又没有可替代性（更合乎实际的生产函数是所谓固定系数生产函数）。即便机器设备完好无缺，没有工人或没有中间投入（或两者都没有），就不会有产出。这种产出减少（或产出为零）同总需求没关系。

即便不少地区疫情不太严重，即便一些工厂可能维持正常生产，但是，由于分工的高度细化，以及分工的高度区域化，中国大多数产业都形成了跨区域的很长的供应链。哪怕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产业链就无法运转。总之，在人流、物流中断导致产业链中断的情况下，无论需求状况如何，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是当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旨在刺激有效需求的宏观政策是无效的。

在疫情严重时期，难道不也存在企业因需求不足、存货增加而不得不停产的情况吗？在这里，我们还要厘清最终需求和中间产品需求的区别。

需求可以分成最终需求和中间产品需求。工厂的产品卖不出去，之所以没人买你的产品，可能是产业链上的下游企业因工人不能返厂，生产中断了。但这种需求不足是中间需求不足，不是最终需求不足。中间需求不足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不足，而是微观、产业层面上的需求不足。实质上还是供给问题。

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总需求是指扣除进口成分之后的出口、投资、消费需求。确实，疫情冲击导致疫情前就比较疲软的最终需求更加疲软。但是在疫情还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对这部分需求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例如，出口需求大幅度下跌，很多是外国企业停工、停产造成的。因而，在这个时候刺激出口的政策都是代价高昂，但效果不显著的。只有当外国控制住疫情，需求才有可能回来（也可能永远回不来了）。

2、根据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调整经济政策目标

毋庸赘言，控制疫情和维持经济增长是今年1月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取决于这对矛盾的发展。这对矛盾的第一阶段是疫情恶化。在这一阶段，控制疫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为此，政府不得不采取封城、封区、封社区的措施。其结果是全国供应链遭到严重破坏，相当多地区的生产陷入停顿状态。在这个阶段，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的重要性压倒一切，所有经济政策都应该服务于这一目标。

第二阶段。疫情得到初步控制，许多地区开始复产。但在这一阶段，疫情依然存在反复的可能。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和未知性，很难说发生反复的概率有多大。在这个阶段，控制疫情依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工作重心不是刺激有效需求，而是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恢复正常营运。由于经济机器停转，作为机器运转润滑油的金融链条遭到了破坏。债务无法偿还、利息和租金无法支付、工资发放和各种税费的上缴出现困难。在正常情况下，这些问题会导致违约、清偿、破产的发生。但在非常时期必须有非常之策。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问题包括：

(一) 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不抽贷不压贷、延长还款免息期、对受疫情影响的客户提高风险容忍度、不使企业因金流中断而倒闭。

(二) 企业因疫情而产生的损失由全社会共同分担，以政府为主，但企业、个人也需要分担一定的损失，是为了避免道德风险。

(三) 由于出现“不可抗拒力”，所有有关契约可以统一修改。例如，本应该在2月份支付的利息、租金推迟到某一由国家统一规定的时点再行支付。在修改契约时，我们可以假设在日历上并不存在1月份、2月份、3月份等。

(四) 政府必须减税、降费、增加补贴，使企业能够生存下去。

(五) 对于失业者，社保体系应该充分发挥作用，社保体系不能覆盖的部分应该由政府承担。有一些企业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只能倒闭，对这些企业的职工，特别是农民工要解决好他们的返乡安置问题。

李克平：疫情冲击下机构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和应对策略

在恐慌动荡的市场面前，投资管理者需要用理性去穿越动荡和危机，这是基本的历史经验。

目前，我们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剧烈动荡的全球市场。到3月19日为止，美国市场，以主要的股票指数为代表，在今年下降了30%以上，而主要的跌幅发生在过去一个月。自1988年设立熔断机制以来,美股共经历了五次熔断，在过去一个月就发生四次，可见市场的动荡有多么剧烈。与此同时，中国市场自今年以来也下跌了10%左右。所以从整个全球资本市场上看，我们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剧烈动荡的时期。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剧烈的动荡？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也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反思，但是毫无疑问，恐慌是支配市场剧烈反复动荡的主要因素之一。

人们常常说贪婪和恐惧是驱动投资的两大因素。其实投资管理就像开车一样，贪婪是油门，恐惧就像刹车。我们需要去用理性驾驶，理性就是方向盘，如果一旦由恐慌支配了投资行为，支配了市场的波动，我们面临的就是失去理性，失去了方向，那么就会进退失据。

因此，在恐慌动荡的市场面前，如何能够安静下来，认真地进行思考，寻找理性，并用理性支配我们在动荡市场中的行为，是投资管理者非常核心的一项任务。

蔡昉：根据冲击性质选择宏观政策工具

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是双重的，即从需求与供给两侧相继或同时造成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并相应反映在金融市场和大宗产品市场上。虽然市场状况是根据影响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因素的匹配和交织情形所决定，但是，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短期冲击来自需求侧，而供给侧的因素主要影响较长期的经济增长表现。

作为逆周期调节的理论和政策来源，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周期理论是为解决需求侧冲击而诞生的，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中的十八般兵器，也主要是为此而设计的。虽然各国经济史都见证过供给侧冲击事件，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和各种自然灾害冲击，总体而言，经济政策在应对供给侧冲击方面缺乏经验，在可供选择的手段上也常显捉襟见肘。

中国面临的新冠病毒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从一开始就表现为需求侧与供给侧两重因素的交织。为了严格执行社交距离、封城和隔离等措施，与人员流动相关的消费活动和聚集性的消费活动，如住宿、餐饮、旅游、娱乐、客运等消费需求受到致命的抑制，与此相关的生产经营领域也同其他行业一样相应停止。由于中国处在疫情冲击的第一波，停工停产的供给侧安排导致对很多其他国家生产者供货的延误甚至中断。

当国内疫情好转，复工复产的逐步推进有望改变供给状况时，不仅停产时断裂的供应链修复起来困难重重，进一步，全球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制造业停产、萎缩则为中国生产者设置了新一轮需求侧冲击。这种冲击效应是叠加的，产生的后果十分严重，因此，政策实施必须有超大超强的力度，政策选择既要充分挖掘传统工具箱的存货潜力，也要尝试改变思路和路径，以更丰富的想象力，把功夫同时做到画里画外。

王一鸣：有效应对疫情对我国制造业的冲击

总体上看，服务业遭受的主要是需求冲击，短期影响更大，但一些暂时被抑制或冷却的服务需求，在疫情结束后可以很快恢复并转暖，有些行业如旅游休闲、文化娱乐等还会有补偿性反弹。与服务业主要受到需求冲击不同，制造业同时受到了供给、需求两方面的冲击，中期面临的挑战更大。 

从供给端看，企业复工复产不同步，上下游企业复工参差不齐，货物运输受阻，供应链和产业链运转不畅，复工不达产的现象较为普遍，要完全恢复常态需要较长过程。与此同时，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中间品出口国，全球有近200个经济体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占全部进口平均超过五分之一，疫情打乱了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出口订单不能及时交付，影响我国产业的国际供应链稳定，增大订单转移和供应链外移风险。 

从需求端看，消费品和投资品需求的萎缩将逐步向制造业传导，部分行业如汽车、家用电器等复工复产后库存积压问题已经显现，下游订单减少还会向上游传导，如果不能有效扩大需求，库存的资金占用成本提高，加上工资、租金、利息等刚性支出，部分企业资金链将承受更大压力。 

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接近30%。有效应对疫情对制造业的冲击，关系到国民经济安全和我国经济发展全局。 

首先，要加快推动复工复产，促进复工不达产的企业逐步达产，加快解决物流链的堵点和供应链的断点，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实现上下游企业整体复产和制造业全产业链复产。继续减免制造业税费和社保缴费，合理分担企业疫情期间的房租、利息等成本支出，促进企业逐步恢复正常生产运营。 

其次，采取措施保障出口企业的海外订单交付能力，特别要保障在全球产业链中有重要影响的龙头企业和关键产品生产出口，有效降低供应链被替代的风险。加大出口信用保险和贸易融资支持力度，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能力，畅通国际物流通道，保障出口订单正常交货。对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企业特别是吸纳就业量较大的出口制造企业提供定向扶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第三，制定应对国际供应链中断的预案。对国内短期难以替代的进口中间品，加大国内储备力度，以增加库存应对突发的外部供应中断。对国外可替代的中间品，要开拓海外多元化供应渠道；对国内可替代产品，加快制定并适时启动国内替代方案。 

第四，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国内需求。营造更加便利的消费环境，推动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鼓励汽车和大宗耐用消费品消费，引导居民逐步恢复正常消费活动。鼓励制造企业从单纯的制造商向综合生产服务商转变，深耕国内市场，稳定市场份额。 

第五，促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改造传统生产工艺，提高企业生产与管理效率，提升制造业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 

第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产业链根植性。放宽外资准入限制，扩大金融、电信和医疗等服务业对外开放。实施好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更好保护外资合法权益，继续压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增大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本文核心观点来源 |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