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房价陡升、雾霾遮天、交通拥堵；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的窘境……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刚刚过半，但大城市的病状和乡村的隐痛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限制大城市人口流入，让农民工返乡，问题就能解决吗？不！去往城市，来谈乡愁。社会经济学家陆铭比较全球经验，立足本土现状，基于实证，力倡中国发展大城市的重要性。社会问题宜疏不宜堵，只有让市场本身充分发挥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调节作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下棘手的社会问题。政府的功能不是与市场博弈，而是在市场失语的地方，以长远眼光，布局科学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供给。《大国大城》将告诉你，只有在聚集中经济发展才能走向均衡，地理的因素不容忽视，只有以追求人均GDP的均衡取代追求区域GDP的均衡，才能充分发挥出大国的国家竞争力，最终提升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

【作者简介】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客座教授（或兼职研究员）受聘于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日本一桥大学等多所高校，并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参加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合作研究课题。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学。

【目录】

【上篇 大国难题】

第一章　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1. 欧洲正经历大考
2. 为什么大国梦如此迷人？
3. 大国的难题
4. 发展中大国的困境与机遇
5. 统一市场符合公共利益

第二章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1. 三个有关空间的误解
2. 自由移民的意义
3. 空间的力量 ：3M 与3D 47
4. 城乡和区域发展中的要素流动和政策

第三章　打破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1.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为城市化“立法”
2. 世界不是平的
3. 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向与人口流向相悖
4. 以效率换均匀的代价

第四章　警惕“扭曲之手”
1. 区域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2. 何不土地和户籍制度联动改革？
3. 劳动力都去哪儿了？
4.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之殇
5. 转变发展方式为何那么难？

【下篇 大城之解】

第五章　大城市不死
1. 大城市的生机
2. 包容性的就业创造
3. 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城市？
4.“ 以业控人”是南辕北辙
5. 挑选劳动力技能的后果

第六章　全球视野下的大城市
1. 中国城市发展：全球趋势的又一例证
2. 国家规模与首位城市：国际视角
3. 巨型城市的人口：东京道路
4. 中国的巨型城市：以上海为例

第七章　城市化之辩
1. 城市化模式 ：事实胜于雄辩
2. 外来人口是负担还是财富？
3. 城市化会遭遇耕地瓶颈吗？
4. 拥挤的绿色城市

第八章　城市社会分割之困
1. 农民工留下青春和健康，带走自己
2. 歧视的原则
3. 户籍制约了消费
4. 为什么户籍不能成为身份？
5. 大城市的收入差距
6. 文化的融合将日益重要

第九章　向“城市病”宣战
1. 应对城市病的国际经验
2. 治理“城市病”：宜疏不宜堵
3. 集聚有利于污染减排
4. 贫民窟是“非典型性城市病”
5. 城市管控 ：对人，还是对行为？

结语 为了公共利益
写给未来的一封信 （代后记）
致谢

【结语】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一个理想的发展战略是找到某种机制追求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而这一公共利益是全局的和长期的，往往与局部的和短期的利益有一定的矛盾。中国当前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所面临的深刻挑战即在于，人们对于大国发展要达到的目标缺乏共识，局部和短期的利益损害了全局和长期的利益。

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是不讨论我在这本书里说的这些事的。即使在区域经济学这门学科里，劳动力在一个国家内的自由流动也是不言自明的事。相比之下，在最近的经济学研究里，讨论比较多的是，如果一国政府运用“基于地方的政策”(place-based policy)是不是可以有效地帮助欠发达地区实现发展。但是在中国，讨论的问题就不同，因为我们的起点是一个存在大量政府干预政策的状态。尤其是，中国的地方政府最大化本地利益，缺乏彼此之间的协调，国家利益被忽视，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发展的道路和可持续性。

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在这里，我将再次系统而简明地分析当前中国公共利益受损的局面，在本书最后这一点儿有限的篇幅内，我将涉及中国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包括:中央地方关系，利率、土地、户籍等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效率与平衡，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经济结构的扭曲与形成机制，经济的潜在风险和持续增长动力。基于这里的逻辑，我将在最后提出，以生产要素市场改革为切入点，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和城乡、区域间再配置，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双赢的改革思路。

【精彩书摘】

事实上，一个地方能想的永远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的收入。一个地方只会因为有产业、有就业吸引人口流入，公共设施和住房的需求是人口流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脱离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过度地在基础设施和住房上投资，试图以此来吸引人口，结果很可能形成一些空城，反而给地方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

在一个大国内部，人口的自由流动不仅是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条件，而且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能够充分平等地享受到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条件。以此为目标，任何短期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都只能作为过渡时期的应急方案，而不是终极目标。如果不采取适当的节奏，而是一夜之间立即放开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在短期内可能带来难以承受的社会矛盾。但是，这并不代表着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是合理的长期政策，更不意味着当前一些特大城市通过加强公共服务的歧视和所谓“社区整治”驱赶外来人口的做法是正确的。

政府通过技术和管理去增加外部性、减少负外部性，那么，相对于无政府状态下市场力量决定的城市规模，政府的干预是会增加城市人口规模的。相反，这里并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支持政府直接去采取行政手段控制人口，这是特别需要强调的；而且，更没有理论能够支持将一个城市的工作人口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城市需要的，一类是城市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