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4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主要内容：现代经济发展理论从来都是西方人唱主角，哈耶克、凯恩斯、弗里德曼、熊彼特……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济学大师绝大多数都来自于西方世界的阵营。

30年前的林毅夫也正是怀着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无比崇敬的心情远渡重洋，正像他在本书中所爆料的那样，就像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去西天取经的唐僧那样，他过去总相信西方发达国家拥有一部秘典，只需学会，就可以帮助自己的祖国实现现代化，走向繁荣昌盛。但经过多年寒窗苦读，当他满怀信心准备奉献所学到的前沿知识，来帮助政府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时，却发现他在国外学到的那一套逻辑严谨，看似完美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看起来毫不适用。

究竟是经济学理论出了问题，还是各个国家的发展思路出了问题？这是这么多年林毅夫一直在思索的问题。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条件经常不同于发达国家，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容易产生“淮南为橘、淮北未枳”，甚至是“好心干坏事”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应该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国家的现实，独立构建理论，提出与时俱进的，能推动国家的现代化的政策措施来。“西潮”的核心经济理论是凯恩斯主义，而林毅夫提出的“东风”理论则超越了凯恩斯主义。

可以说，林毅夫的这部作品是引领创建具有发展中国家或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开拓性作品。阅读此书的读者也一定会有一种醍醐灌顶的切身感受――在发展中国家，“西潮”已经背离了发展的实际。在林毅夫的引领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从西潮到东风”即使不是就在眼前，也已经为时不远了。

【作者简介】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1994 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一人。2012 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

【目录】

中文出版序
第一部分 什么原因导致了2008－2009年的全球危机
第一章 全球经济及2008－2009年的危机
第二章 危机的真正原因
第三章 金融管制和房地产泡沫
第四章 欧洲出了什么问题？
第五章 为什么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如此迅速？
第二部分 恢复增长的双赢之路
第六章 超越凯恩斯主义
第七章 全球经济刺激计划
第三部分 贫穷国家如何赶上
第八章 大融合神话
第九章 经济结构转变的机制与益处
第十章 经济结构转变的失败与成功的教训
第十一章 贫穷国家的机遇
第四部分 迈向新世界的货币体系
第十二章　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
第十三章　压力与政策挑战
第十四章　多元化货币储备系统的不稳定性
第十五章　经济改革的思考
第十六章　经济改革的成本与收益
第十七章　新全球储备货币提议
结论

【中文版序】

作为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就像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去西天取经的唐僧那样，我过去总相信西方发达国家拥有一部真经，只需学会，带回国来应用，就可以帮助祖国实现现代化，走向繁荣昌盛，使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发达国家之林。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初，我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机会，负笈现代经济学的圣地——芝加哥大学，向包括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大师们学习现代经济学。

四年寒窗苦读，顺利拿到博士学位后，我又到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1987年谢绝了几所大学和世界银行的工作邀请，我满怀信心回到改革开放事业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祖国，准备奉献所学到的前沿知识，出谋划策，帮助政府解决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但牛刀初试以后，却让我对在国外学到的那一套逻辑严谨、看似完美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中国的运用产生了疑惑。

1988年，经过1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首次遭遇到了两位数水平的通货膨胀。一般经济学教科书和前沿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模型都要求政府提高利率，以抑制过热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来治理通胀。可是中国政府并没有调整利率，而是进行所谓的治理整顿，以行政手段砍投资、砍项目，大量的在建项目成为半拉子工程。以当时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为准绳来评价，这样的治理政策是不理性的。

自亚当·斯密以降，整个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是理性人假设。经济学教科书中所介绍的和前沿学刊上所发表的理论均以决策者的行为、选择都合乎理性原则为隐含前提，也就是决策者在面临选择时总会从各种可选方案中选出其认为最好的、最能实现他所要达到的目标的方案。如果中国的通胀治理政策表明中国政府是非理性的，那么现代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在中国就不适用。但如果中国政府的行为是非理性的，它的政策又怎么能在1979年启动改革开放以后获得连续10年、年均10%的高速增长？很显然中国政府是理性的，面对1988年的高通胀所采取的治理措施不同于教科书和前沿理论给出的答案，是因为中国政府面临的约束不同于当时教科书和前沿理论中所假设的条件。

那次经验让我体悟到，要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不能简单照搬教科书和学刊中的现成理论，必须深入中国经济的现实，根据中国实际的条件约束，按照理性原则自己进行分析，自己建立理论模型，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提出对症下药、药到病除的方案。

【精彩书摘】

历史的教训何在？我们需要对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进行反思。西方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收入差距的快速拉大是它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迅速提高的结果，反映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产业和技术的加速结构性变化。少数非石油或钻石出产国也经历了类似的结构性变化，缩小了与美国的收入差距。现代经济发展是持续的结构变化过程，包括技术、产业和制度等。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最优产业结构（其含义是，该国的所有产业都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并在国内外市场具备竞争力）是由特定时期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实现这样的最优产业结构，需要有运行良好的市场，以便企业在选择业务和技术的时候能顺应本国的比较优势。如果企业能进行这样的选择，整个经济就会有竞争力，使得资本可以尽快积累，该经济体的资源结构和比较优势将逐步发生变化，而产业结构也可以随之转向资本密集度更高的类型。产业结构的改变要求对基础设施的软硬件进行升级，减少交易成本。升级会涉及外部性和协调问题，企业在各自的决策中不能将这些成本内部化，因此又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

东亚和西欧发展较为成功的经济体在快速工业化和缩小与领先国家的收入差距时，采取了雁行模式（flying-geese pattern）。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工业化阶段，英国扮演领头雁，德国、法国和美国是追随者。18世纪以来，不同的追随者认真学习各自的领头国家，模仿雁行模式，重点发展那些在与自己的要素禀赋类似的先进国家增长迅速的产业，从而缩小差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失败则是因为它们进行了违反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战略的错误尝试。这一战略不但妨碍它们在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发挥后发优势，而且通过扭曲和寻租行为保护优先产业部门的低效率企业。“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私有化和金融部门自由化等改革的失败则是因为，这些改革忽略了扭曲的内生性和依靠政府促进产业升级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