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并行或先后释放出的人口红利、制度变革红利、全球化红利，都将并行或先后面临见顶回落的趋势，因循这些发展机遇时期形成的分析框架来思考未来的增长，难免会陷入惯性与定式，从而出现较大的偏差。本书力图建构适应“后红利时代”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相应地、分主题地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领域若干重要议题；最终，引领读者去探索中国经济新平衡的路径。

本书是作者结合自身长期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近距离、实际的观察、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写下的个人总结与思考。全书分为十个部分，开篇从宏观经济分析框架谈起，奠定了本书写作的学术规范基础，并为读者指出了理解中国宏观领域经济现象、发展规律的分析框架；第二章内容聚焦在中国的人口问题上，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现今及未来的人口结构具备的宏观经济含义；从人口延伸开，第三章谈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长周期与短周期的区别及相互联系，为厘清长期的结构性经济问题和短期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思路；随后，作者探讨了经济结构的失衡与再平衡问题，为调整长期发展方式奠定了思想基础；对中国货币发行信用、通胀难题以及房地产泡沫的探讨体现了本书着手解决当前宏观经济领域热点问题的意图，并由此阐发了作者观察后的独特思考；由此，作者介绍了人民币的再平衡之路以及中国城镇化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最后一章，作者总结了上述各个领域的发展问题及特色，提出了“中国新平衡——转型的政策路径”。

【作者简介】

彭文生，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1966年出生于安徽省。1986年获得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8年和1993年分别获得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86年曾就读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010年9月加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任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中金任职之前，2008年加入巴克莱资本，任中国经济研究主管，董事总经理。1998年至2008年，任职于香港金融管理局，先后担任经济研究处和中国内地事务处主管。1993年至1998年，在华盛顿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主要负责亚洲新兴市场经济研究，政策分析和咨询。2012年受聘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兼职教授。

彭文生先生主要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和金融。在《银行和金融期刊》《牛津经济与统计评论》《太平洋经济评论》《中国经济评论》等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英文著作Business Cycles: Theory and Evidence，co-authored with Andy Mullineux and David Dickinson, Blackwell Publishers，1993（《经济周期：理论与实证》，合著）；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Global Experienc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Renminbi，co-edited with Chang Shu，Palgrave Macmillan，2009（《货币国际化：国际经验对人民币的启示》，联合主编）。

【目录】

第一章 宏观经济分析框架
第二章 人口结构的宏观经济含义
第三章 增长的长周期和短周期
第四章 结构的失衡与再平衡
第五章 货币信用周期
第六章 通胀谜思
第七章 房地产泡沫
第八章 人民币的再平衡之路
第九章 城镇化新机遇与新挑战
第十章 中国新平衡——转型的政策路径

【序言】

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关键。过去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现在面临什么样的新环境与新挑战？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结构改革？这些是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市场参与者在分析、判断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时需要思考的问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集思广益，凝聚有关改革的社会共识。

▎过去发展成功的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总体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究其原因，在于中国顺应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世界环境和人口社会环境，选择了相应的制度安排与改革路径。

从历史环境看，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推动了中国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道路。无论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国有企业改革，事实证明，产权保护、契约精神、所有制多元化、公平竞争、价格引导等市场制度安排都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这些可以说是制度变革的红利。

从世界环境和社会人口环境来看，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行对外开放，恰恰赶上了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后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资源的历史机遇。依托自身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民群众通过奋斗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中国经济快速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形成了自己的比较优势，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对外开放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帮助了人口红利的释放。

▎新环境和新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全球总需求结构出现收缩式调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地位明显下降。全球化的黄金时期可能暂时告一段落，世界最短缺的将不再是资本和初级产品，国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约束。

另一方面，中国开始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出现很多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新特征和新挑战。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受土地、水、能源和空气质量等资源环境因素的约束日益强烈，人口老龄化逐渐显现。高投入、高消耗的增长条件已经逐步丧失，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放缓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期，适应中等收入需求多样化特点的、以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质量支撑的增长格局尚未形成。与此同时，国内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正在影响已经形成的发展共识。

适应这种新的内外环境，中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重点是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把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

【精彩书摘】

房价大幅下跌会造成部分房地产企业破产，以地产为抵押品的贷款违约概率加大，银行坏账增加，这应该是大概率事件。房地产公司的贷款相对风险较高，随着销售额下降，资金链变紧，那些杠杆率过高、对价格风险控制较弱、融资能力不强的公司可能会面临资金短缺甚至破产问题。相对而言，按揭贷款由于有首付作为缓冲，出现坏账比例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银行的冲击。

在一个逐渐老龄化的社会中，如果没有过去累积的资产的贬值，老一代人占有的社会资源就会过多，年青一代的产出就会过多地被分配给老一代人，扭曲整个社会的利益机制，难以持续。老一代人累积的资产（权益）贬值以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的要求。这里有两个启示。第一，过去累积的泡沫越大，调整的痛苦就越大。德国经济这几年在发达国家中表现较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人口红利阶段避免了房地产泡沫。第二，人口不均衡发展程度小的国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相对小些，货币宽松政策带来的总需求增长的可持续性也高些。

判断经济增长的走势，一般都是短期看需求（消费，投资，出口），长期看供给（劳动力，资本存量，生产效率），但两者有时候是交织的，政府的短期需求管理可能影响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能力。比如，对出口的依赖降低有利于需求结构的平衡，但对供给端效率的提高来讲并不一定是好事情，房地产价格相对于其他价格的快速上升拉动相关的投资需求，但同时也挤压其他行业，抑制经济供给能力的增长。

中央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研究人员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估算这种实证关系，试图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找到两者之间的弹性系数，也就是所谓的“牺牲率”：把通胀率降低一个百分点，需要放弃多大的经济增长率来实现。一般认为，牺牲率取决于经济的结构性因素所决定的价格的灵活性，价格的灵活性越大，牺牲率越小。而民众对货币政策的信用度是影响价格灵活性的因素之一，货币政策的信用度越高，牺牲率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