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从来没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此系统地阐述中国过去几十年惊心动魄的变革。

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现年已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在这本书中讲述了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

在过去30年里，中国成功地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锢的破碎经济，转型为一个市场力量盛行且私企遍地的活跃经济。但中国仍坚守着社会主义的立场，并自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书的主旨正是为了向世人揭示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本书所展现的，便是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整个变革。

科斯及其学生王宁收集了众多靠前外的文献，从时代谈起，基于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客观地梳理了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变革，让经济学者和大众更加直接客观地了解中国的改革。

如果说是从政治上论中国，那么，科斯就是从经济上来论中国。

作者简介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荣休教授, 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人。   科斯的杰出贡献是发现并阐明了交易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推崇经验研究，批判经济学因脱离现实而踟蹰不前。科斯经济学直接影响了中国几代经济学家，包括张五常、周其仁、盛洪等众多知名经济学家。   科斯酷爱历史，孩提时代因为读到《马可·波罗游记》而醉心中国。科斯长期关注中国改革，分别在2008年和2010年两次慷慨出资，主办学术会议，为中国经济把脉。

王宁，湖北江陵人，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后赴美求学，获芝加哥大学博士，自1998年起担任科斯助手，现执教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兼任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靠前主任。

媒体评论

看到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科斯是我认识的兴的西方人。他对中国人有偏爱，认为炎黄子孙是个伟大的民族，总有要回到他们应该站着的位置上。

——张五常  经济学家

无论在当下还是未来，本书都是经济学及研究中国zui伟大的著作之一。

——许成钢   香港大学教授

这是所有关于经济变革以及中国的研究文献中极为厚重的一笔。在我所知道的关于经济变革和发展的文献中，无一能对一个在磕磕碰碰中演变的社会进行如此详尽的研究，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经历了漫漫征程而前路依然漫长的社会。

——道格拉斯 诺斯（Douglass North）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年逾百岁的罗纳德科斯，与王宁一道，对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转变到如今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过程，进行了令人信服而详尽的解读。这是研究中国或其他社会主义体制的学者不容错过的鸿篇巨制。

——理查德 爱泼斯坦（Richard Epstein）   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

目录

• 序

• 第一章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 第二章 中国在转折年代

• 第三章 中国市场体制改革起源

• 第四章 笼中之鸟：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改革

• 第五章 走出传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 第六章 从单一市场经济到多元市场经济

• 后记

• 致谢

•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笼中之鸟：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改革（节选）

8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是一个二元经济的故事：发展停滞的国营经济和飞速增长的私营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边缘革命中，活力四射的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外围诞生了。对于充满雄心的创业者来说，寻找未曾开发的经济机会简直易如反掌。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几十年来对重工业的过度倾斜，中国基本的消费品和服务都十分匮乏。但这种局面很快就会被改变。80年代初，创业者们开始填补这些长期未被满足的需求，而事实证明，这种商业活动利润很好丰厚。例如，自营的理发店每天获得的收入比医院里的外科医生还高，路边卖茶叶蛋的比造原子弹的挣钱还多。小卖部和小餐馆的店主和一些小商贩，在此之前很多都是所谓的“待业青年”，却在80年代成为收入高的人群之一。毫不意外，家庭作坊和个体户的数量从1978年的14万增长到1979年的31万，到1980年的80.6万，到1981年，已经增长到了惊人的260万。

农业生产，时代中国经济薄弱的环节，现在有了显著的增长。1979年到1984年间，农业产出年均增加了6.7%。到1984年，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05亿吨增加到了4.07亿吨。此外，随着1980年政府对包产到户的放开，中国农民逐步摆脱了集体农业的枷锁，并且自土地革命以来，次享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1980年6月18日，四川省一人民公社个宣布解散。到1982年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全国80%的农村地区普及，包括时代人民公社的楷模――大寨。一年之后，这个比例达到了95%，中国农业成功地完成了去集体化。

与此同时，乡镇企业成为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快的部分。农村劳动力在乡镇企业的受雇人数比例从1978年的9%上升到了1984年的14%。到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产值不但占据了全国农村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甚至达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出的1/4。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自1978年来的工作重心――重新振兴国营企业的改革计划――却没有顺利实现。改革的初衷是给国营企业更多经营自主权，同时允许企业留有一部分收益自由支配，从而提高管理层和工人的积极性。但是企业本身必须同主管部门协商他们所得的权利，以及自己可以留下的利润。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政治和其他非经济因素往往会压倒经济规律。这导致很多高收益的企业将大部分收益交给了国家，而亏损的企业却持续接受政府的补贴。久而久之，效益好的企业并不能继续增长，而效益差的企业也不会破产。此外，国营企业仍然受到各种来自国家的干预，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原则，同时也被众多的“婆婆”盯着。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改革继承了所提倡的分权化的管理结构，导致地方政府制造了各种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地企业，以此换得自己控制企业运作的权力。从全国来看，地方保护主义几乎将中国推向了各自为战的封地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