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9年5月11日,“2019中国营商环境研讨会暨城市营商环境指数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会长、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陈明义、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陈佐洱、原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关呈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等嘉宾出席了会议。绿法联盟研究院关注2019城市营商环境指数,并对专业人士观点进行整理分享。

一、2019城市营商环境指数发布与解读

1.北上深领跑营商环境指数

本次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考虑了新时代企业对于营商环境的新要求,从软环境和硬环境两个维度,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环境、技术创新环境、人才环境、金融环境、文化环境和生活环境等7个二级指标,35个三级指标,反映了一个城市对于投资创业、企业经营、吸引人才的综合支持程度。

《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上海位列营商环境指数首位,软硬环境均居全国第二,有近七成的指标位列全国前五。其中,基础设施环境、人才环境、技术创新环境、文化环境和金融环境等5个二级指标均进入前三,其中基础设施环境和文化环境排名第一。在35个三级指标中,高端人才供给、政府文教投入力度、外资吸引力、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消费市场规模等18个指标均列全国前三,其软硬环境的综合优势明显。

软环境指数排名北京居首,人才和金融环境优势明显。在金融环境、人才环境、技术创新环境、文化环境、生活环境等5个二级指标中,北京均排名前三,其中人才环境和金融环境位列全国首位。在24项软环境三级指标中,北京的科研人才供给、政府文教投入力度、大学数量、学术文化、服务市场规模、技术成果储备等12项指标均位居首位。但受到空气质量、气候环境、森林覆盖率等自然环境的制约,北京硬环境指数排名较为靠后。

深圳和广州位列营商环境排名的第三位和第四位,这两个城市营商环境各有优势。深圳硬环境指数位居第一,技术创新环境领跑全国,深圳一直把创新驱动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各类创新机构数量、技术专利数量、科研支出等居全国前列,技术创新环境名列第一。与广州相比,深圳的高端人才供给、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环境、私营企业活跃度、企业研发能力更具优势。而广州的本地人才供给优势明显,位居全国第一,本科以上人才、科研人才、大学数量等指标也均列全国前五,但人均道路拥有面积排名较为靠后。

2.城市群比拼:珠三角城市群营商环境指数得分最高

《营商环境报告》中选取了入选城市超过5个的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1],并计算其营商环境指数的平均分。平均分排名前两位的分别为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得分分别为63.75和58.47,位列第一梯队;山东半岛和京津冀排名第三和第四位,得分分别为57.59和54.25,位列第二梯队;海峡西岸、长江中游、中原城市群分列第五、第六和第七,位列第三梯队,得分分别为46.60、45.15和35.60。其中,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山东半岛进入营商环境指数排名前50的城市最多,分别为14个、7个和6个,中原城市群仅郑州进入前50名。

3.各城市硬环境的差异在缩小,但软环境的差距仍较大

万博城市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中的硬环境指数包括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两个二级指标。根据《营商环境报告》的评价结果,硬环境指数排名前十的分别为深圳、上海、南京、无锡、武汉、青岛、厦门、苏州、广州、济南,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各占五席。而在万博新经济研究院2018年发布的《中国省级行政区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中,硬环境指数排名前五的分别为浙江、上海、江苏、天津和福建,均为沿海省市,排名前十位省市也大多在沿海地区。这显示出,相较于省份间,具体城市之间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在其硬环境建设方面的先发优势已经不再突出,一些发达内陆城市与沿海城市的硬环境差距在缩小。

4.金融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关度最高,人才、技术、文化环境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营商环境报告》显示,金融环境、人才环境、技术创新环境、文化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生活环境、自然环境与经济规模的相关性分别为0.77、0.71、0.70、0.69、0.63、0.62和0.13,所有营商环境指数的二级指标均与经济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其中金融环境相关性最高,人才环境、技术创新环境和文化环境仅次于金融环境,自然环境相关性最低。

近年来,中国各城市在金融、人才和技术创新环境的提升方面展开了激烈竞争,努力聚集金融资源、吸引高端人才,以创新驱动发展作为经济发展和城市转型的重要突破口。从统计规律来看,也印证了金融环境、人才环境和技术创新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城市对于文化环境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存在学术氛围不浓、人才引进来留不住、相关民营经济活跃度低等现象。从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结果来看,文化环境也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对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

在后工业时代,创新企业在选择落户地点的时候,除了考虑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和相关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还会更多地关注一个城市是否具备自由开放的市场文化环境。创新人才落户时,除了会考虑自然环境和户口、住房等保障政策外,也会关注一个城市是不是具备良好的文化交流氛围。因此,营造“创新创业雨林”式的文化软环境,也是吸引新经济企业和创新人才的重要因素。

二、各界观点

1.徐洪才:应扩大自贸区范围 不能永远都是试点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认为,营商环境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最终要体现在三方面: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政府权力清单和政府责任清单,未来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着力点更多侧重政府方面改革。

徐洪才认为,下一步最应该做的是自贸区试点扩大,最终目标就是要消灭自贸区,全国都是自贸区,别搞自贸区试点永远搞下去,要复制、扩大辐射力,全国都按照这个标准来,这是未来的方向。

2.顾强:投资要关注城市发展空间和未来预期

工信部规划司原副司长、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指出,过去做投资的时候最简单,哪里的综合成本低,政策力度大,就去哪里;但现在来看这些不够。

顾强认为,现在还关注两个非常重要方面:发展空间大不大,有的地方城市在收缩,怎么能进行投资呢?还有未来预期好不好,这地方的投资平台债务违约了,也很难投资,它不仅仅是政府平台违约了,是整个区域的金融风险扩大的信号。

3.李佐军:营商环境软环境最重要 关注法治和体制环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营商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包括基础设施环境、生活设施环境、生态环境、产业配套环境和园区环境;软环境则包括法治环境、体制机制环境(生产要素市场环境)、政府服务环境、政策环境、人文环境,这十个环境构成了整个营商环境。

在所有这些环境营商环境之中,软环境最重要——今天这个研究报告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软环境里面关键的是法治环境、体制机制环境,再往后就是政府服务环境。硬环境来看,基础设施、生活设施是加大投资就能改善的,最需要重视的是生态环境。

4.王丹:优化营商环境下一步关键是提升企业获得感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城市研究处处长王丹表示,上海是按照中央要求,以及市委市政府整体部署在强化营商环境的改革,下一步最关键是在政府的改革举措和政策能够让企业更多感知,提升企业获得感。

王丹认为,比较进步大的应该是行政审批改革方面,改革中对这块有要求,2019年要比2018年审批时间减少50%,申报程序也要减少50%。需要关注的一个点怎么样让企业确确实实把政府改革的成效他能有获得感。此外,上海也一直跟踪,欧盟商会美国商会出的报告,他们针对企业调研的报告所关心的营商环境有什么方面和领域,也是我们要改革深化的方面。

5.张海冰:最需要关注的是营商环境观念问题

万博研究院副院长张海冰表示,最需要关注的是营商环境观念问题,现在都在探讨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包括政府部门也很关注一些指标的上下变化。

张海冰举了一个例子,”就像一个禅宗故事里讲的道理,我伸出指头是为了让你看到月亮,而不是为了让你盯着我的指头。“最后真正目标是让企业能够很好经营和发展,能够让新的供给不断出来,这是真正目的所在。

6.黄昌华:竞争中性原则对知识产权保护很重要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黄昌华表示,竞争中性原则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是很重要的,深圳是竞争中性原则执行非常好的地方,所以大家就充满热情,这时候对知识产权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三.黄奇帆:五个特征、八个建议

“营商环境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是建设一切营商环境软硬件的最高标准,也是当下中国最迫切、最务实、最需要的,同时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所需求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在会上做出上述表示。

黄奇帆表示,从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开放出现了五个新的时代性特征:第一,从增加出口,转变为既支持出口也鼓励进口,而且努力降低关税以增加进口;第二,从鼓励吸引外资转变为既鼓励吸引外资也积极地走出去投资,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第三,开放从过去沿海为主,逐步递推到内陆;第四,过去以工业制造业开放为主,现在服务业、服务贸易和制造业全方位开放;第五,开放从以商品进出、资金要素的进出为主,进一步转化为制度规则型的开放。

“这五个新特征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公开化。”黄奇帆说。

黄奇帆对营商环境国际化的理解是,不能简单地根据原有基础进行修修补补的改革,这个路子没错,但是时不我待,要把WTO(世界贸易组织)、FTA(自由贸易协定)的国际营商环境标准一步到位地引过来,吃不准的就先拿来在自贸区做试验,实行零壁垒、领补贴、零关税。

“自贸区本质上试的就是国际营商环境,对于自贸区来说,最核心的就是零补贴。”黄奇帆进一步解释,对整个国家来说,是关税、壁垒等问题;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重要的是怎么让行为国际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更重要的是边境内的规则国际化,以FTA、WTO的规则对比照,黄奇帆给出了八个建议:

第一,准入前国民待遇,不是一个企业和另一个企业同等国民待遇问题,而是能不能有生存权、出生权的问题。

第二,准入以后企业产生了,不同企业之间统统按照负面清单管理,法无授权政府不可以作为,法无禁止企业都可以做,负面清单清楚了,所有企业在一个行动的框架中。

第三,要保护知识产权。

第四,细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第五,完善劳动力保障、权利方面的要求。

第六,同等国民待遇,不同所有制,不同企业竞争中性,在政府采购、银行贷款或者其它方面不同所有制、同样一件事,要有同样的游戏规则。

第七,不合理的补贴,也要去掉。

第八,开放一些以前开放较慢的领域,或者开放度不够的领域,比如教育、卫生、文化、服务贸易、服务业、金融业等。

来源 | 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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