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年会于2019年4月1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家高端智库和金融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题,进行探讨和交流,分享深度思考,奉献真知灼见。绿法联盟研究院将分服务实体经济、优化金融体系机构、防风险与补短板、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扩大高水平双向开放五个专题对此次年会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摘录,共同关注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变化。

专题一:服务实体经济

1. 李扬:谈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作为整体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可概括为“一个基础、六大方向”。这里所说的“基础”,就是确认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里所说的“方向”,就是未来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要领域。这“六大方向”分别是:服务实体经济、优化金融结构、管理金融风险、遵循经济规律、发展金融科技和扩大对外开放。

说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几乎人人都可以说两句,总的来说,责难的居多。但是金融是第二性的,它从来不可能离开实体经济而独自存在,它的问题也不可能离开实体经济这一基础来加以解释,也就是说,拘泥于在金融圈子里寻找金融风险、探寻解决办法,是片面的。

2. 张平:中国金融服务体系从高集中度转向可持续分散型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平表示,中国从工业化转向城市化,从过去高效率、高集中度的金融服务体系转向了现在讲究可持续、分散型,且服务于范围经济的这套金融体系,这是中国现在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面。通过这些金融供给侧改革,我们才能够完成高质量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主要服务于实体经济。

他指出,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很高了,约占8%,但是在运用方面大量的是金融中介间的交易,2018年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占24%。这些都是我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总量是够的,但是配置不对,配置要从服务于传统工业体制向基于城市化的新金融服务体制转型。

3.张杰:要把金融权利还给乡土 而非空悬在制度表层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张杰表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有两大内部金融市场,我们的大内部金融市场非常成功,推动或者支撑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平均9.5%的经济增长;但是我们的小微金融面临着困境。重建之路实际非常简单,就是要把金融权利还给乡土,而不是空悬在制度的表层。而金融权利怎么还给乡土?这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去研究、去探索、去付诸实践。

4.张跃文:上市公司得到的金融服务不少 应加强持续监管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跃文表示,从上市公司目前的状态来看,可能并不是得到的金融服务太少,而是得到的金融服务太多,上市公司可以以很低的成本获得大量资金的支持。

为此,张跃文提出了几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政策建议:

一是在发行上市的具体标准上应该结合市场分层的细化,包括科创板的设立,对于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

二是应加强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监管,不能让企业上市以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特别是对大股东的监管。

三是要继续发挥监管机构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引导带动作用。四是鼓励和协助公众投资者更好行使股东权利。最后是继续加快改革退市制度。

5.邵宇:金融供给侧改革能有效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东方证券总裁助理、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总体而言,跟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呼应,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不同的方式,因为总量的金融资源对比是下降的,但是结构上的优化,特别是科创板、多层次资本市场再度的创新以及我们各种商业银行的分化、不同的金融支持,能够更有效率的去支持我们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变化的特别逆全球化的环境中稳定我们的核心,既促进改革和开放,同时能够保证更有质量的增长。

6.连平:银行以子公司形式进入证券业对双方均为有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从今天发展的情况来看、从国际经验来看,无论是欧洲、美国、英国,各种不同的金融体系之下,商业银行以子公司的形式进入证券行业,对于证券行业的发展会有积极的推动会非常有利。当然,对银行业也会非常有利,因为它的规模经济的效益进一步拓展,总体上是有助于金融体系内部的循环。

他指出,目前关于改革领域、开放领域的力度非常大,政策推动意愿也非常明显和强烈,所以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禁忌,应该积极地推动改革,以政策上实质性的突破来推动银行资源进入证券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优化金融结构。

专题二:优化金融体系机构

1.曾刚:未来银行产品会更多元化 以适应不同客群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他认为未来可能要考虑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产品差异化。从机构角度来讲,可能未来产品的差异化,从银行高度未来可能更丰富的产品体系来看,这可能会是一个发展的倾向,因为现在多了一个理财子公司,而理财子公司比银行原来能做的范围是更广的,这实际上提供了产品差异化的一个空间。所以未来银行的产品可能会更加的多元化,以适应不同类型的客户,当然要和银行自身的能力相关。

第二,组织管理问题。以前大家天真的以为,有了理财子公司之后银行的理财资管业务完全剥离给子公司了,现在看来不是这样子的,对银行而言可能就是多了一个牌照,原来的资管部门还会继续存在,所以提“1+1大于2”的问题。对于银行来讲,在内部保持资管部门去协调整个理财业务的发展,实际仍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各方面都需要。这个角度来讲意味着银行同时存在内部有资管部、外部有理财子公司,这个情况下理财子公司应该怎么去发展、怎么去定位,这实际上都是值得去讨论的问题。

2.李奇霖:未来同业合作中 银行理财将具有较强竞争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表示,从未来的同业合作的角度来看,银行理财的产品,现金管理类产品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在目前已经有所体现了。在很多第三方平台上可以看到,现在的货币基金的收益率基本上都在3%以下,但是银行理财的货币类产品基本上都在3.5%到4.5%之间,竞争力非常强,这个并不是说银行理财同业能力比货币基金强这么多,以至于拉开了将近100bp的差距,明显的原因是制度上的不对等,因为目前货基类的产品投向管制实在是太多了,包括期限上、评级上、久期上。

3.王增武:保全和传承是资产管理客户未来的诉求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财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王增武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的客户已经做了第一步的原始积累,下一步他们的需求或者未来的诉求可能就是保全后传承的问题,而传承的核心就是保全,保全的前提和基础就是风险的防范,并给出未来进一步完善信托制度的六条建议:

第一,明晰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就是信托定义中到底是转让给还是委托给,这是基本的要素。

第二,完善信托财产登记制度。我们目前有的是信托产品的登记,而不是信托财产的登记,对于未来关于房产和股权如何实现信托财产的登记,放到家族信托名下,当然是进一步需要完善的。

第三,目前大家看到信托比较多,看到不同的机构,无论是信托机构、律师事务所、第三方机构、家族办公室等,都会做家族信托,正如前面所说,因为目前我们尚无判例发生,而且大家都在做,但是都是通过信托公司在做,最后都借助信托公司的优势,未来是否可以尝试信托持牌,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第四,落实信托财产的税收制度,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关于房产和股权装入信托名下税收到底怎么征收这是一个问题。放入家族信托内的财产在交付端、运营端还是分配端征税,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第五,强化信托保密制度,这是做家族信托的应有之意。

第六,明确例外债权人的范围。大家都知道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如果家族信托一旦设立,就是不可撤销的,大家都知道梅艳芳的母亲一直想撤销梅艳芳的家族信托,但是诉讼了十几年也没有成功。

未来对于从国家、政府或者直系的血亲或者其他侵权的受益人,可能要给他例外债权人的相关范围一个明确的界定。

4.尹中立:科创板需完善做空机制 以投机来遏制投机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究员尹中立表示,科创板在发行制度上、在交易制度上都做了重大创新。科创板在交易制度上强化了融资融券制度。科创板的股票在挂牌的前五个交易日没有涨跌幅限制,而且从第一个交易日开始,处在锁定期的股票可以用于融券。这解决了什么难题呢?克服了我们现有融资融券制度只能融资不能融券的缺点,而且涨跌幅限制放宽到20%。但是我认为这还不够,必须还要完善我们的做空机制,应该以投机来遏制投机,而不是希望仅仅通过监管来遏制投机。

专题三:防风险与补短板

1. 张晓晶:避免债务灰犀牛需破除政府兜底和隐性担保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认为,国有企业的结构性优势、地方政府的发展责任与软预算约束、金融机构的体制性偏好“三位一体”,既带来了中国高速增长,也积累了大量风险。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到今天都没有理清楚,也就是政府最后还会兜底,国有企业结构性的优势还没有打破,包括硬约束的问题没有建立起来,最后形成“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这是社会学一个专有名词,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是这样的一个运行这么多年还非常有效的制度,但是实际上它会导致这样一个风险,政府很难做到兜底。

针对这一问题,张晓晶表示,政府兜底看似是Hold住了风险,但是它的代价更大,所以我们要改革,包括向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靠拢;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约束扩张冲动,重塑央地关系;破除政府兜底、隐性担保,硬化预算约束,强化退出机制,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优化信贷配置。

2. 彭兴韵:2018年债券违约大幅上升 债权人缺乏有效保护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彭兴韵表示,2018年债券市场的违约金额相对前几年大幅度上升,规模超过了1000亿。尽管规模很大,并且在不断的增长,但是相对银行的不良贷款而言,债券市场的违约率还是比较低的,2018年违约发生率只有0.55%左右,而统计的银行不良率基本上在1.7%左右。

彭兴韵认为,违约之后兑付的金额是很低的。从2015年到2018年以后,已经发生违约之后完成兑付的金额在逐年下降,比例在2018年只有1.35%,这表明对整个债券违约的债权人缺乏有效的保护。

3.胡滨:我国设立监管沙盒的条件、时机已成熟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胡滨认为,我们现在设立监管沙盒的条件、时机都已经成熟,因为我国金融监管改革取得了一些局部性、阶段性的突破,我们具备了整合监管资源、协调设立沙盒的前提,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设立,使得我们可以在原有的“一行三会”监管部门之上能够有一个统筹协调的机构来统筹创新,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

中国版的监管沙盒应该如何来做?胡滨表示,首先要明确主体,目前最合适的主体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我们建议借鉴国际经验,金稳会下设一个创新中心,作为监管沙盒计划的具体执行主体,统筹、实施、规范、评估进入沙盒的相关金融科技产品和项目。

专题四:完善金融基础设施

1. 杨涛:持牌金融机构仍然是金融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表示,谈到金融科技,指的是技术对于金融业态、金融产品、金融要素都产生了影响,早期我们都关注非持牌的类金融组织,比如互联网金融,但是经过互联网金融整顿之后,持牌金融机构仍然是金融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一旦大象转身之后迸发的创新活力也是非常突出的,其中银行更是重中之中。

2. 刘晓春: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保证供给能力更有效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浙商银行原行长、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表示,以现在互联网的条件下、在中国人口大量进行流动的情况下,小银行是吸收不到存款的,吸收不到存款意味着他也不可能发放贷款,除非他是“歪门邪道”。所以我觉得金融的供给并不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重点应该是供给的供给,应该是保证供给能力更加有效、顺畅、有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的问题。

3. 张斌:经济增长、稳定通胀是降低金融危机风险的保障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表示,债务率本身是需要关注的指标,但是除了这个指标,如果关心与金融风险或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的话,还要考虑很多别的东西,除了债务的结构问题、债务增长速度问题,还包括很重要的透明度的问题、开放度的问题等。从我们看到的经验来看,即便是有了债务增长,如果能够把通胀保持在稳定的水平,经济增长还保持原来的增长速度,这是降低金融危机最重要的保障。反过来说,如果出于对债务率的担心,搞过度的收缩、严重的通缩,严重的通缩和信用的崩溃下一步自然而然就是一个金融危机。

专题五:扩大高水平双向开放

1. 管涛: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应有之意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表示,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是我国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应有之意,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优化融资结构和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内在需求。监管部门包括国务院也明确提出,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从机构、市场、产品等准入角度全方位地推动资本市场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应有之意。

2. 邢自强:中国经济正由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向储蓄拉动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提到,去年底提出中国经济在2019年上半年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主要基于三个原因:第一,经济的相对走势西方不亮东方亮;第二,从风险溢价看,会出现柳暗花明,一些外部摩擦造成的信心因素会在今年峰回路转;第三,从国际资本流动看,会出现一“流”春水向东流的情况。

邢自强认为,从市场观察机构的角度,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由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向由储蓄拉动的转型过程,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在此情况下,目前的人民币资产国际化成为当务之急而且有望走上快车道,从我们自身的需求来讲,我们需要吸引外资;从全球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讲,全球投资者需要到中国来。

他表示,如果我们把这些国际上的资本用到位、用活,支持中国的这种比较健康的投资,我们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速在未来5年还是有望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水平,比如说5%左右。这已经假设了我们人口的老龄化和控制杠杆率的需求,但即便是这样,到2025年,中国的人均GDP也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标准。

3. 张明:美元的下行压力来自美国经济增速的下行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认为,2019年美元指数是双向波动,中数大概在95左右,当前美元指数大概在96元左右。

张明表示,美元下行压力两个,第一个是美联储加息周期的结束,第二个是美国经济增速的下行。但是它上行的压力也有,欧洲经济可能更差,全球资产价格波动性可能会更高,全球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加剧,全球经济增速会下行。

4.胡志浩:市场对于风险资产还有一定的偏好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胡志浩表示,总体来看,现在市场对于风险资产还有一定的偏好,偏好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是当前的这次衰退与宽松政策之间的赛跑,就是看谁跑的更快。从长期需求面来看,无论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是新技术的出现,甚至是生产范式的变化,在短期内,恐怕都难以形成一个非常有支撑力的供给。

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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